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著名作家冯骥才:唤醒文化自觉弘扬国家民族的正气
发布时间:2018-01-25 12:33

 “聆听大家”系列访谈——
著名作家冯骥才:唤醒文化自觉 弘扬国家民族的正气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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冯骥才寄语广大网友和党员领导干部:扬清扶正 人人给力 

  我们这代作家天生是和人民的命运连在一起的,我们是“责任的一代”

  问:您曾说自己走上文学创作道路是命运的驱使,是出于对祖国、对民族、对同代人命运的关切,为了使民族的悲剧不再重演,请您具体谈一下。

  冯骥才:我算是十年“文革”后最早拿起笔的一批作家。我记忆最深刻的是,那时候每一篇小说发表后,就会收到大量的读者来信。当时家里没有电话,更没电脑,只靠通信。信箱每天都堆满了信,一开信箱门,里边的信会“喷涌而出”。写信的人天南海北什么地方都有,信纸上密密麻麻写满他们的感受和肺腑之言。最让我感动的是,打开信时,有种沙沙的声音,什么响声呢?他受到你的感动,给你的信是流着眼泪写的,泪水把信纸微微粘上,揭开信纸时便发出沙沙声,这使我特别感动。你会觉得你的心跟读者是连在一起的!

  我们这一代作家天生是跟人民的命运连在一起的,我们是“责任的一代”,我们非常清楚为什么写作。所以说,后来我转身去做民间文化遗产保护,仍然出于一种责任。

  作家应该最有平民意识,不是精神贵族

  问:您多部优秀文学作品的主人公都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人或市井人物。您缘何对普通人的命运尤为关注?这反映了您怎样的一种文学观?您写他们寄托着怎样一种理想?

  冯骥才:我觉得作家应该是最有平民意识的,不是精神贵族。普通人,这个概念如果用一个庄严的称谓,就是人民;如果用一个通俗的称谓,就是老百姓。但老百姓是时代真正的主人,生活的主人,他们的经历、命运、向往、喜怒哀乐,以及真实的生活与境遇,才是最重要的。一个时代的本色实际在老百姓身上;任何一个时代和历史的真实,都记录在那一代老百姓的命运上。所以我觉得作家的眼睛永远要盯住老百姓,尤其盯着老百姓中的弱者。关切他们是作家的天职。

  文化遗产并不是属于过去的,它属于未来,属于我们的后人

  问:这些年,您在中国民间文化遗产保护方面投入了大量的心血。您曾经说过,在这个过程中有时感到人孤力单,觉得自己像是那个跟风车战斗的堂吉诃德。您这样做的动力来自哪里?

  冯骥才:知识分子跟时代是共命运的。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急速发展的时代。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,我们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变,像一个大转弯,来不及做全面、充分和科学的思考。在现实困境的逼迫下,急匆匆搭上了经济发展的快车。就这样,不知不觉出现了一个问题,就是我们的文明——文明的传承,出现了一些瓦解和断裂,这个问题带来的负面效应愈来愈明显。这是让知识界非常担心的。

  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。我们之所以能够在这块土地上五千年生生不息,跟我们优秀的中华文明分不开。然而,我们民族的精神不是空的,更不是几句口号,它实实在在、有血有肉地保存在我们的文化遗产里,并靠着这雄厚的“遗产”世世代代传承着。但是当经济飞速发展的时候,人们容易过多地关注物质化的事物,精神性的文化和文明的载体就会被漠视,甚至受到冲击。可当时我们来不及去想这些,不会马上有这样的文化自觉。那么文化应该谁先自觉呢?应该是知识界先自觉。因为知识界天经地义是应该思考这些问题、做这个工作的。文化遗产并不是属于过去的,它属于未来,更属于我们的后人。所以我们这代人必须把遗产的保护和文明的传承承担起来,不要叫它出现断裂。

  我们只有一边不停地跑,实际去做,一边不停地说道理,唤起人们的文化自觉

  问:您刚开始保护民间文化遗产时,遇到哪些困难?怎么把它做起来的?

  冯骥才:我们刚开始发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时候,人们按照习惯,向我要两件东西,一个要红头文件,一个要经费,经费是绝对没有,红头文件也没人给。这种情况下我们只能一个省一个省去跑,一个地方一个地方去跑,去做动员。那时地方的官员,县长、乡长、村长听你说的话,根本听不懂,我们只有一边不停地跑,实际去做,一边不停地说道理,唤起人们的文化自觉。只说不做不行,所以当时我说我们必须做“行动的知识分子”。用行动证实思想,只有付诸行动,才能唤起人们的思考。当然做起来十分艰难。有人称许我卖画做抢救,其实卖画的那点钱能干多少事?能救下来多少珍贵的文化遗产?这样做,更是为了给我们自己鼓鼓劲儿。这么干有点悲壮,但悲壮地做事感觉很好,能够激情满怀。

  老百姓是文化的主人,只有老百姓把自己的文化当回事了,爱惜了,才能真正传承下去

  问:非常不容易!在您的倡导下,中国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现在是否好了很多?

  冯骥才:让我高兴的是,通过十几年来政府、学界和媒体的工作,人们渐渐有了文化的自觉。一些地方的老百姓开始知道要保护好自己的文化遗产了。有些村落的村民已经不允许文物贩子进村来买东西。再比方说,最近我们在做传统村落立档调查时,河北省井陉县召集全县的动员会,要把这个调查作为“文化立县”的工作来做。近年来我遇到的这种事情愈来愈多。有的时候到一个地方演讲,另外一个地方的县委书记带着不少干部跑来听,想得到启发。常常还会有一些地方,县里的、村里的,把他那里文化遗存的图文资料拿来,请你帮他们认定,给他们提提建议怎么才能保护好。我觉得全民的文化意识正在一点一点觉醒,这最重要。老百姓是我们文化的主人,只有老百姓把自己的文化当回事了,爱惜了,才能真正传承下去。这是非常令人高兴的变化。

  一边是文化遗产保护的专业人士极缺,一边专业人才又“报效无门”,这是不正之风的一种表现

  问:还有什么令您担忧的吗?

  冯骥才:虽然说近年来有不小的好转,但文化遗产仍然面临冲击,消失的速度仍很快,这不能回避。回避问题是不负责任的。这些问题的症结我谈过不少,今天说另一个问题——专家太少了。我们现在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是1219项。但这些国家重要的文化财富的后面,80%以上是没有专家守护的。没有专家,只靠传承人自己去保护吗?保护必须有科学的指导和科学的方法,我们现在极度缺乏!地方政府申遗成功后,便扔在那里没人去管,这是一个严重的问题,令我们担忧。

  可是我们并不是没有人才呀。现在不少大学的研究生在学习“非遗”保护,每年都会有一些“非遗”研究专业和方向的博士生、硕士生毕业,但是不少研究生毕业后却找不到工作。为什么一边极缺专业人士,一边专业人才又“报效无门”?其实,很多地方的政府都有“非遗”的保护单位,比如保护中心、“非遗”博物馆等等,都有编制。但这些岗位里,有的把编制给了关系户,给了一些与“非遗”和文化不相干的人。这种事已经不属于文化自身的事,但是它关系着文化事业的发展乃至成败。坦率地说,这种情况在整个文化界都很普遍,不少文化部门的人不懂文化,有损文化事业的发展,这是不正之风在组织和人事上突出的表现,也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。

  我们把这个月饼奢侈化、土豪化、庸俗化了,把我们的月饼变质了、变馊了、变味了

  问:多年来,您醉心于民俗文化的研究与保护,古人早就提出,管理国家,“必先正风俗”。您怎么看风气与民俗的相互作用?

  冯骥才:我们的民族文化有很多优良的传统。一半在我们的经典里、典籍里,还有一半活生生地承载于我们美好的风俗里。

  马上又要过八月十五中秋节了,中秋民俗就非常美好。在农耕社会几千年里,秋季是收获的季节,人们要以节庆庆祝丰收。恰恰在这个季节里——农历八月十五这一天——月亮最圆。人们从这圆圆的明月中诗意地想到了人间的生活美满,家庭的团圆。中国人把家庭的团圆看得最重,可以说家庭的团圆,人间的和谐美好,是我们民族的一个重要的凝聚力。可以说,中秋的传统主题也是我们核心价值观的支撑力。

  月饼是中国人一个非常美好的创造。它一边象征明月,一边象征人间的团圆,里边放一点甜的东西,让人感觉到生活的甜美。非常朴素,非常诗意,非常美好。这就是我们的节日,我们节日的灵魂。

  可是这些年,我们把这个月饼奢侈化、土豪化、功利化、庸俗化了,把我们的月饼变质了、变馊了、变味了,实际上把我们传统的美好的东西丢失了,同时把一些功利主义的庸俗的东西偷换到月饼里面去了,造成非常不好的社会风气。别小看这小小一块变味的月饼,我们失去的是整个中秋。所以,我非常赞成以节日为切入点,狠刹歪风邪气。

  刹歪风有两个问题需要思考:怎么变“非常”为“正常”,变被动为主动?

  问:请再谈谈您怎么看这种不好的社会风气?您对狠刹歪风有何建议呢?

  冯骥才:多年来,我们过分地注意经济快速的发展,对道德、精神各方面的建设抓得不够,歪风滋生,得不到抵制,舒舒服服地形成了这种风气,甚至形成某些恶俗。这个风气确实伤害和败坏了我们。现在努力去刹,明显见了成效。去年春天,突然一刹,很多人还不习惯,因为以前吃惯了、喝惯了、拿惯了。当时我说,对于一些人应该换换活法了,现在看换是换了,但是这里面还有两个问题需要思考。

  一个是,还是有些人把现在狠刹歪风看成“非常时期”。心想请客送礼、吃吃喝喝这套先停停,避避风头,过了这阵子再说。因此应该思考的是如何把“非常”真正变为“正常”。只有正常了,风气才真正“正”过来。二是现在这种风气的转变是被动还是主动的。凡事被动的都靠不住,主动才是从根儿上转变。

  把“非常的”变成“正常的”,靠什么?靠的是制度,严格的具体的明确的制度,这也是依法治国里面的“法”的一部分。把被动的变为主动的靠什么?还是要靠核心价值观的教育。所以我觉得价值观教育是根本的。人有了正确的价值观,才会主动和自觉地这样做,而决不会那样做。

  要有严格的制度保证,坚持数年就正常了

  问:刚才您谈的,我们从去年急刹车,治理这种风气,大家可能还不适应,但确实还有一个怎么把它坚持下来,防止反弹的问题。

  冯骥才:我可以给你举个例子来证明这个。一年多以前我下去,当地留你吃顿饭已经不会像过去那么丰盛了,桌上放了几个家常菜,说“特殊时期,特殊时期”。那表情好像有点没面子。他虽然是这么做了,可是从观念上还没有完全纠正过来。现在没有这个问题了,你下去以后,就是简单几个菜,或者是当地一点风味的东西吃吃。这对于我们来说挺好,也亲切,那种大吃大喝很浪费时间。现在这种吃饭也不耽误谈正事。我觉得现在逐步走向正常,这个很好。但要确保真正正常下去,还是要制度化才行。

  有严格的制度保证,坚持数年就正常了。因为风气的形成有一个过程。这个过程用民俗学的一个词叫约定俗成,所谓约定俗成就是大家都接受了,最后你不必非得要他这么做,他自己就这么做。这个过程,必须先去扭转,转变风气,还要在每一个时间节点上下功夫。

  官场风气清,社会风气才会正

  问:那么党风政风和民风社风的关系是怎样的?

  冯骥才:风和俗是相互的,上风下俗,上面的风气就是官场的风气,下面的风气是社会和民间的风气。上下是相互影响的。比如下面大吃大喝,办喜事、办丧礼都讲铺张,金钱至上,比富炫富,那种庸俗的社会观会造成一种社会的氛围,一定会影响到上面的风气。可是上面呢,如果也是这样,他也会请客送礼、大吃大喝,这样就会形成一个互相影响的东西。

  我们说希望社会风气清正,清和正是什么呢?就是说官场的风气应该清,社会的风气才会正。如果官场的风气不清,社会的风气就不会正,什么歪的、斜的都会出来,所以官员的价值观非常重要。官员的价值观老百姓能看得出来,你盖个房子是为了你的政绩还是为了老百姓的需要,这个老百姓一眼就能看出来。如果官员说,我依靠我的权力、我的决定,我就盖这个房子了,老百姓知道你房子是为了宣扬你的政绩的,老百姓也没有别的办法,那好你干你的、我干我的。这对社会风气自然会起到负面的引导作用。

  老实说我们风俗里边、老话里边,也有不好的东西。最不好的就是“升官发财”了。它传播了一个非常糟糕的观念,好像升官就能发财,就是为了发财。几千年封建社会都是这样,今天决不能再这样。

  反腐败最重要的是树立正气,树立一个国家民族的正气、党的正气,让人们清晰看到党纪国法神圣不可侵犯

  问:我们的传统文化中有一种讲奢靡的东西,反对奢靡您什么感受最深?

  冯骥才:反奢靡是扬清抑浊,反腐败是扶正祛邪。讲奢靡就很容易产生腐败。腐败,腐蚀我们的社会,败坏了我们国家和整个民族的肌体;决不仅仅是一个腐败分子弄走多少钱;可怕的是它像一个个癌肿物,存在我们的肌体中,恶性的癌细胞要扩散、发展、转移,最终毁掉我们的政治生命与国家生命。因此,必须要坚决和彻底根除它。我认为反腐败最重要的是树立正气,树立一个国家民族的正气、党的正气。

  现在的反腐败,我觉得在两点上已经让人们非常清晰地看到了:第一点就是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;第二点就是党纪国法神圣不可侵犯。这两条着着实实放在那儿,老百姓就会心悦诚服,深信不疑。这是最重要的事情,这个确定了,大家就觉得有信心了。

  现在这个变化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,十分赞成的。然而,我们官场的风气,还没有扭转过来。所以我希望反腐斗争能够坚定不移,纠正风气的工作一定死抓不放。我不认为是一年半年能够解决的,需要一点一点坚定不移地扭转,哪怕扭转到我们下一代。因为,反腐对于国家是一种使命,决定存亡的使命。它深刻的意义也许到了明天会看得更明白。

  “把权力关进笼子”中很重要一点,是在权力能够转化为利益这个环节上立一道闸

  问:与过去相比,今天的党员干部面对的诱惑更大、更多,您觉得应该怎样加强对他们的价值观的树立和培养?

  冯骥才:今天干部与过去不同,面对着市场,面对着种种物质诱惑。手中的权力又与利益直接联系着。应该说,官员面临的挑战比革命年代要大。那么靠什么战胜种种诱惑——价值观。价值观在党员干部身上应该是最鲜明的,因为党员干部的价值观是由信仰决定的。信仰是一个政党的灵魂。失去了信仰,失去了正确的价值观,就不再是一名真正的党员。

  再一个是树立正确的政绩观。为官一任,当然要有政绩。但现在已经普遍地把政绩当做个人升迁的阶梯。这种不良的政绩观导致了“面子工程”“鬼城”“野蛮拆迁”等等;只干能与自己的政绩挂勾的事。解决这种不良的政绩观,还是要从树立正确的核心价值观入手;反过来说,衡量官员的价值观,要看他政绩观的表现是否良好,是否正确。

  在充满利益诱惑的时代里,把权力关进笼子里十分重要,因为权力直接发生利益,也会给权力的拥有者产生利益。怎么将权力和这些东西摘勾是一个大问题。所以在权力——尤其权力能够转化为利益的这个环节上,应立一道闸,还要有监督机制,十分具体的得力的监督机制。凡是涉及到与利益相关的环节上都不应由个人决定,尤其对一把手的这种权力应有限制。这还是要靠制度来解决。

  拜金主义,在我们当今的社会里面是最糟糕的东西

  问:您怎么看与廉政文化相悖的拜金主义?

  冯骥才:拜金主义在我们当今的社会里面已经成风,它是最糟糕的东西。拜金也是一个价值观的问题。我记得两三年前在北京的一个会议上,有一个记者问我,怎么看国家的价值观。我当时说国家的价值观应该由国家说,我不能说,但是我知道哪个词不能够写进国家价值观,第一个不能写进去的就是“钱”。一个只为钱的民族是没有希望的。当时有人说,我们的钱并不多呵,我们不需要钱吗?我说,钱是我们的需求,但不是我们的追求。价值观是一种取向,一种追求。有时候钱是非常重要的,但是世界上还有比金钱更宝贵的东西。凡是拿钱买不到的东西都比金钱宝贵,比如说友谊拿钱买得来吗,健康拿钱买得来吗,生命拿钱买得来吗?真正的爱情拿钱买得来吗?一个人良好的修养、品格、气质拿钱买得来吗?都买不来,这些东西都比金钱重要。在一个市场经济社会里,钱到处流通,有巨大作用,但是钱的价值是什么,应该怎么获取,这些问题必须要思考清楚,讲清楚。

  希望领导干部多看书多思考

  问:对今天党员干部的教育问题,您有什么建议?

  冯骥才:很希望我们的领导干部多看看书。我们的社会发展这么快,领导接触的人跟以前不一样了,面临的事物、问题也大不一样了,甚至是全新的。平时陷在大量公务的压力下,很难静下来去想一想更宏观的也更根本的东西。因此希望领导干部多看一点书。书的最大作用是启发思考。最好请一些相关的部门的专家学者推荐一些有价值的书。不只是采用党校办班的方式。办班是集中的学习与思考,看书是日常的忙里偷闲的学习与思考。此外,还希望领导干部多跟知识界交朋友,老一代的领导人跟知识界关系十分密切,西方也这样,多一些好友,交谈中彼此引申,共同探讨,受益良多。

  一个国家,一个人,都需要定力

  问:您开始是篮球运动员,然后当了作家,后来又走上参政议政的道路,现在又从事教育,成为文化遗产保护的领军人,这么多年您是怎样走过来的?有哪些人生感悟与我们分享?

  冯骥才:一个人只要活着什么都可能碰上,甚至遭遇意外。人生的路不会是坦途,我体会大到国家,小到一个人,都要有定力。有定力才不会迷失方向,不会随波逐流。

  那么什么是定力?我以为,人的理想是一种定力,思想和信仰是一种定力,正确的价值观和人生观也是一种定力。我做过很多的工作,干过业务推销员、当过塑料印刷社工人、画工、学校的老师,很曲折,很多坎坷,但是我心里怀着的东西一直不变——我对于国家和民族的情感与责任,在任何时候,不管多困难都不会变。我想,一个人如果没有定力,往往就会患得患失。这是我几十年来个人的人生体会。 

  我把这些社会职务当作一种责任,比义务更重要的是责任

  问:在您担任的多个职务中,您最看重哪一个?

  冯骥才:我的职务确实很多,但是没有一个有行政级别的职务,都是社会职务。但我把这些社会职务都作为一种责任,所以今年我虽已年过七十,还像上班的人一样干活。我觉得比义务更重要的是责任。责任需要担当。无论在政协里面建言献策,大胆地、真挚地提出自己的意见来;还是在文学艺术创作里面描绘生活情感、述说思考;或者在文化抢救工作上致力保护我们民族珍贵的文化精华;还是在教育领域培养年轻一代——我觉得它们同样重要。职务不重要,事情重要。虽然我的事又多又重,但如果把它作为责任,就没有压力,因为你是主动地去做的,心甘情愿的,没人强迫你。

  我觉得有责任的人是幸福的。我特别佩服五四时期的那些作家,因为我的年龄正好跟他们衔接,那时候我见过茅盾、冰心、巴金,特别跟冰心、巴金接触很多。我曾用了几个词,表述我从他们身上看到的一些东西,就是大仁、大义、大爱、大美、大勇,我觉得人应该有一种大的胸怀。我们这个时代风云激荡,我们的文化又博大精深,我们面对的东西都是很大的东西,我们知识界的人应该有胸怀。历史到了今天留给我们这代人太多财富与太多告诫,我们要传承历史文明,还要致力推进当代社会的文明和进步。

  我的中国梦是文明的国度

  问:请您描述一下您心中的中国梦?

  冯骥才:我的中国梦,说起来不复杂,就是希望我们的国家高度的文明。文明是一个什么样的呢?核心价值观的国家、社会、公民三个层面,都已表述得清清楚楚。国家依法治理,社会平等,政治清明,人际和谐,人皆友善,自由又尊严地活着……想一想《桃花源记》,中国人自古不就是这个梦想吗?一个美好和文明的国度。人最高的享受是文明的享受。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应该是有序的、健康的,同时精神世界又是丰富的,有信念的。人人内心有法律的尺度,能够自律。当社会出现不好的东西,我们的法律可以解决问题。这样一个美好的文明的社会是我的理想。要实现理想只是朝着那里一步步实实在在地走。只要坚定地走下去,就会离目标愈来愈近。

  问:最后,想请您给广大网友和党员领导干部题写一个寄语。

  冯骥才:扬清扶正,人人给力。

  (采访整理:景延安 韩亚栋 陆云达)

  采访札记:

  他是中国当代文坛的传奇人物,却在天命之年挺身而出,成为历史文化遗产的守望者;他在写作、绘画、文化遗产保护和教育四大领域纵横穿梭;他争分夺秒地保护我们即将逝去的宝贵文化遗产,数次卖画筹资;作为国务院参事和连续6届的全国政协委员,他因敢于直言而备受关注……8月2日,在天津大学冯骥才文学艺术研究院,我们见到了刚刚从河北古村落保护现场匆匆赶回的冯骥才先生。

  这座外观别致、现代的艺术研究院,由天津大学建设,以冯骥才先生的名字命名。远远望去,青藤盈眼。这是当年铁凝向他推荐的一种品种别样的青藤,数年过去,如今已是绿意满墙。冯先生把他生命经纬的艺术精华和文化理想,都装进了这座充满诗意和灵气的艺术殿堂。他把自己40多年来搜集的文化艺术藏品无偿拿了出来,用于研究、教学和展示。在他的精心设计之下,研究院俨然已成为一座文化艺术的博物馆。原始陶器,魏晋雕塑,辽代绢画,明代画版,晚清寿屏,各有千秋……就连通往院内场馆的直梯门,也被他赋予了一个意味深长的名字——“诗之门”,门两侧还镶嵌着雕刻作品:左边是英文《奥德赛》,右边是中文唐诗,意为“打开文明之门”。出门即可看到先生手书的院训:挚爱真善美,关切天地人。

  置身于此,不知不觉沉静下来。伴随着冯骥才先生的娓娓道来,我们看到了一位饱经沧桑的文化人对我们这个时代文化、社会和政治的深刻关切和深层思考。对国家和民族的责任,已经深深融进了他的血液。他仍然在不停地奔走和写作,孜孜以求他心中的中国梦——一个文明的大中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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